同時期，吳鳳鄉鄉長高一生在湯守仁、林立等勸告下，出動阿里山鄒族青年支援民軍，軍隊退至紅毛埤。 上午10時，群眾在專賣局臺北分局集結，進入裡面圍毆打死2名職員，並打傷4名職員；並將專賣局所存的火柴、香菸、酒、器具、汽車與腳踏車等物品，全部拋到道路上縱火焚毀。 警察得知訊息趕到現場，但見到圍觀民眾眾多、群情激昂，只能睜眼旁觀、不敢處理。 中午12時，群眾包圍南門町的專賣局總局要求懲罰兇手，但是因為憲兵和警察事先防備，僅打破專賣局玻璃洩憤。 因為訴求未能達成，群眾轉往專賣局前後任局長任維鈞與陳鶴聲官邸，當時兩人皆未在家，家裡的物品遭到砸毀；專賣局總局左側的南門工廠部份機器亦被搗毀。 公務员診所 公務员診所 《守則》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透過《公務員事務局通告》向全體人員公布。
- 在這些情況下，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可向醫管局選購所需項目，或從外間選購所需項目(只在醫管局沒有供應所需藥物╱儀器╱服務時)，然後就指定項目向衞生署申請發還醫療費用或申請直接付款。
- 因為會議秩序混亂，另外附議追加10項要求，但追加條文有雷同或相似處。
- 由於救濟金額不足，部分不肖公教人員遂假公濟私，向民眾需索、訛詐，予人以極為惡劣印象。
- 許多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世代絕口不提事件經歷，並總是會勸誡自己的兒女「有耳無嘴」、多聽少說，不要參與政治活動。
- 1948年起，參與事件的倖存者逃亡海外持續抵抗，分成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左翼分子及主張臺灣獨立者，並有不同詮釋。
臺灣米糧短缺、價格暴漲並爆發米荒事件，食糖價格也因資源委員會將臺灣糖業公司白糖無償轉售暴漲，長官公署的緊急措施效果不彰。 不當的經濟管制、濫印臺幣與抽稅政策，後果是百業蕭條、民生凋蔽，失業問題日趨嚴重，1946年底的失業人口估計有40萬人至50萬人（當時臺灣人口約600萬人）。 隨著失業者面臨窘困生活，社會上的偷竊搶劫與街頭行乞日益增多，部分職業者亦無法領到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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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調查室同樣提供名冊、試圖分化閩客、吸收流氓人士、滲透處理委員會、協助搜捕調查行動，並以清鄉「肅奸」為名進行報復鬥爭。 其後國民政府展開長官公署的改制，各政治派系在中國國民黨內爭奪權位。 同時撤換陳儀，改派曾任駐美國大使的立法院副院長魏道明為首任臺灣省政府主席。 4月29日，行政院核定通過臺灣省政府委員、各廳廳長、各處處長人選，臺灣籍人士佔12名，剛好過半。 5月16日，臺灣省政府解除戒嚴、結束清鄉工作，並因軍隊在鎮壓期間屠殺民眾，電飭地方政府查禁不法情事。 3月8日，蔣中正囑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長陳立夫與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擬定《臺灣二二八事件處理辦法要點》。
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組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陳寬政以人口學統計全臺和澎湖地區在鎮壓和肅清前後的死亡人數範圍，推估大約在18,000人至28,000人之間，但並沒有在隨後出版的內容中提出。 李喬根據臺灣省政府衛生處資料、以線性回歸計算戰後1946年至1953年間每年人口總數與死亡總數，推估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為19,146人。 此後二二八事件相關人員被以「戊寅分子」、「丁亥分子」、「靖平分子」稱呼，地方警察系統對入出境申請、戶籍遷異查考、工作生活、思想言行皆嚴密監偵記錄，這類長期的列冊管考不會輕易停止、並累及親屬，大多至當事人死亡時才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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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市民罷市、罷課、罷工，遊行至專賣局抗議、前往長官公署請願，但遭到衛兵以機槍掃射，數人死傷。 這導致抗爭與衝突全面蔓延，臺灣各大都市爆發暴力事件，軍隊開槍鎮壓，死傷多人。 為了解決爭端、消除積怨，各縣市民意代表、士紳階級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希望藉由政治交涉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另一方面，各地民間力量組成武裝部隊，收繳槍械、控制機關等，企圖以武力達成政治改革要求。 是指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間，臺灣各地爆發激烈的官民衝突，民眾要求政治改革，最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遣軍隊武力鎮壓。
- 二二八事件後，基於各地青年學生以「盲從附和」者居多，政府宣布寬大處理、既往不咎原則，進行學校復課及整肅學風工作，提供救恤與補救措施。
- 其後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統治改變原有的地方政治生態，依附政府的土豪地痞、黑道流氓、政治新貴逐漸填補空缺，取代傳統精英社會地位，也壟斷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
- 3月8日，嘉義機場的守軍因嘉義民兵圍困有糧食匱乏的情形，但因臺北市飛機空運糧食彈藥、民間補給及武裝部隊增援，局勢逐漸改變。
- 臺北市市長游彌堅、臺北縣縣長陸桂祥、臺中市市長黃克立、臺中縣縣長宋增榘、臺南縣縣長袁國欽將縣政交由處理委員會維持。
- 後來的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奠定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基礎，確立威權體制與對自由民主的壓制。
1943年，中華民國、美國與英國舉行開羅會議，在美國主導下確立戰後臺灣歸還中國的原則；原先計劃奪取臺灣的美國軍隊改研議軍事佔領，開始構想戰後體制。 1944年4月，在改變對臺灣政策後，國民政府中央設計局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負責接管準備事宜，但在治理與用人政策上存在歧見。 當時陳儀是國民政府少數瞭解臺灣者，獲得國民政府主席、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支持。 公務员診所 陳儀表面上妥協讓步，接受處理委員會意見，但將這次事件視為「叛亂」，向中央政府請調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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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有16家官民營報社遭查封或停刊，或發行人、記者被逮捕殺害；政府和情報機構除了管制新聞業，並與中國大陸媒體工作者直接控制或重組報刊雜誌、廣播等新聞媒體主導權。 在1949年發布《臺灣省戒嚴令》、1950年確立動員戡亂體制後，制定諸多限制新聞自由的管制法令，臺灣精英失去發言權。 政府更以「戴紅帽」方式封鎖訊息，將事件原因歸諸共產黨陰謀，並讓新聞媒體避談二二八事件。 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後，相關新聞管制隨之鬆綁、廢除，媒體環境逐漸趨向正常。 部分外省籍司法人員、法律精英在事件中遭到毆打或損失財物，引發離職出走潮，忌諱採用本地人才的政府降低司法人員任用標準、擴大引進外省人才的彈性，出現牽親引信現象。 其中20多名不具任用資格者進入臺灣司法體系，而違反《法院組織法》等人事法規的權宜性任命援用到1950年代初期。
3月5日，處理委員會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提出八項政治改革方案。 處理委員會至此發展成推動政治改革的團體，各地相繼成立分會，提出事件處置對策、整合民間意見、訴求政治改革。 公務员診所 不過處理委員會僅要求陳儀撤職查辦、政治改革、高度自治、實施省長及縣市長選舉等，呼籲群眾不可毆打外省人，並無反叛中央政府的意思，秩序逐漸恢復。 3月6日，在王添灯主持下，處理委員會選出林獻堂、陳逸松、李萬居、連震東、林連宗、黃國書、黃朝琴等17位民意代表為常務委員，同時發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告全國同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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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為臨時成立而組織鬆散，處理委員會無法提出統一遵循的要求或行政綱領，未能充分發揮安定政局的功能。 3月7日，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認為事件根本為腐敗政治，政府應負全部責任。 王添灯具體化政治改革綱領，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包括對目前的處理7條、根本處理25條（軍事方面5條、政治方面20條），要求政治改革、高度自治。
同時政府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展開清查清理，留意逃亡者、參與者、首謀相關者，在案件偵訊時特別調查。 先前被從寬處理者遭到政府以叛亂犯刻意清理、秋後算帳、加重論罪，或因親友關係牽連遭槍斃或坐監，包括高一生、湯守仁、林慶雲、陳正雄、陳崑崙、陳明忠、羅明懋、蔡懋堂、黃金島、林西陸、林日高等。 公務员診所 就前來臺灣服務的外省人而言，雖然部分軍人或公務員有貪污、營私舞弊等劣行，但並非所有人員都是貪官污吏。 然而在二二八事件中，部分外省人成為代罪羔羊，被群眾攻擊而出現傷亡。 其人數雖然沒有臺灣籍受難者多，但讓一些公務員心生恐懼而離開臺灣，這些現象也讓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隔閡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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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在與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鬥爭全面潰敗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地區。 其後蔣中正檢討中國大陸的淪陷與派系有一定關係，因而進行黨內重大改造，透過各種方法拔除舊有勢力，並重新確立個人集權地位。 1947年2月10日至1948年6月4日間，蔣中正經由多個單位相關人員來往的函電報告及臺灣人團體等訊息，掌握臺灣民情與事件的各種資訊。 不過蔣中正忽視臺灣人士和民間團體的陳情呼籲，及先前楊亮功、劉文島等建言，並受到陳儀、柯遠芬等主政者誇大危情的報告影響。 基於第二次國共內戰情勢及防範中國共產黨的心態，過度信任陳儀的蔣中正接受陳儀與各情報機構的請兵要求，認為事態嚴重，且臺灣人要求改革、抗議不公是意圖「脫離中國」、「背叛中國」的舉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