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歷史20267大優點!(震驚真相)
清華大學於國內高校率先成立經學研究院,不僅是為了更好地弘揚傳統文化,也有利於我們更準確地研究歷史、把握歷史。 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就説:“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壞孔子宅,從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圖書館);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 我們看清代今文家如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因其人受乾嘉考據學風浸染較深,故均對朱熹極有好感而崇奉之。 此種選擇,與後期的魏源、康有為的是陸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皮錫瑞治學踵淩曙、陳立、王闓運一派而來,其學風亦屬實學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護朱熹。 經學歷史: 經學流派 在晚清之際,經學成為眾矢之的並不是偶然。 要應對迫切的民族社會危機,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需從根本上廓清傳統文化的弊病。 在這一方面,作為傳統文化價值之源的經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胡適、古史辨學派等借助西方現代學科體系,「肢解」依附于經學的各門學科,以此整理國故。 表面上看這似乎使傳統文化走向消亡,然而實質卻是使傳統文化完成了現代更新。 權力及官位既能讓一個學派壯大,但亦會令後人變得固步自封,疏於吸收他人的長處。 例如在討論荀子的經學地位時,本田指出:“荀子的學問,一方助秦始皇的一統,一方又為漢以後吏治的根本。 《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羣經、史學、諸子、文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 肅女適司馬昭,黨司馬氏篡魏,但早死不見篡事耳。 皮錫瑞雖然説「經為孔子作」(2.4),但其所謂「作」之意思實為「删定」,而非創作(2.5)。 同樣的道理,亞當和夏娃,約拿等歷史的真實性都必須重新的演繹。 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為一,見當時兩家相攻擊,意欲參合其學,自成一家之言,雖以古學為宗,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 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見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 於是鄭《易註》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註》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註》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註》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 經學歷史 漢學衰廢,不能盡咎鄭君;而鄭采今古文,不復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 經學歷史: 經學古文學 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王肅所作。 是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不出於聖人矣。 從皮氏的分期來看,經學的發展從兩漢以後就在走向衰落。 皮氏重“今”輕“古”,揚“漢”抑“宋”。 他認為古文經學之興起是對經學的第一次破壞;宋學之興又是對漢學的破壞,因此,皮氏對古文經學與宋學評價極低,他的經學歷史即是以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的破壞以及宋學對漢學的破壞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皮氏以“有用則盛,無用則衰”視經學,全然將經學作為政治的工具來看待。 他認為今文經學的衰落是由於章句之學的發展使得後期今文經師背離了先師的師法,偏離了為現實政治服務這一目標而走向衰落。 經學歷史 在該書中,皮氏以今文經學作為經學的正宗源頭,在對經學發展各時期的敍述中一以今文經學的發展為依歸而判別之。 經學歷史: 發展 然而他又不以古文經學的觀點自限,而是認為“大約古今說經之書,每書皆有可取處,要在以己意為折衷耳”,顯示了較為開放的心態。 如論漢代經學,則認為今文與古文“各有偏長”。 又如清代樸學家往往否定六朝至明代的經學研究,劉師培則坦言其“新義日出”,“多自得之見”。…